1927年，苏联和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1927年，宁汉合流后，苏维埃革命开始了。
从八一南昌起义，到9月9日鄂南暴动、湖南秋收起义，从11月1日暴动到广东海陆丰暴动，再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和暴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共产国际寄希望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轰轰烈烈的暴动局面，就连苏联人自己也误以为革命成功即将到来了。
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直接充当了共产党的军事顾问。
苏联官员们开着领事馆的汽车，插着起义的红旗，仿佛革命胜利已经成了定局。
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时间，就被国民党军队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和上千的起义者一起被残酷杀害了，曝尸广州街头。
苏联外交人员公开支持共产党人起义的做法，使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了决心，宣布与苏联绝交。
这时中央政府还是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还没有取得各国的认可，南京的绝交行动只能生效于国民革命军控制的地区。
苏联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还没有中断，驻北京的使馆和驻北方城市如哈尔滨的领事馆也还存在。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推翻北京政府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莫斯科很清楚，苏联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了。
本来对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苏联一直坚持把责任归结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现在，他们撤换了陈独秀，换上了听话的瞿秋白，政策从右倾统战走向左倾暴动，革命却还是连遭重挫。特别是广州起义的惨重失败和苏联外交人员的被杀，让莫斯科的领导人深受刺激，他下决心要对中共领导层从组织上来一番根本性改造。
1、中共六大
1928年初，就在毛泽东带领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寻找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时，莫斯科正在花钱花力，运用各种办法，将他们选中的工人成分占一半以上的中共代表，从中国各地集中到上海和东北边境地区，然后把他们分批送到苏联，再送到莫斯科郊区。
在苏联的领土上，召开了由苏联人安排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六大几乎所有的文件，都是由苏联人起草或在他们指导下完成的。
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全都是严格地按照苏联人的意志行事的。
六大不仅撤换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瞿秋白，代之以老工人向忠发，而且另组了一个50%以上都是工人党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六大上，苏联作出的唯一正确的策略性问题，就是明确地批评了瞿秋白。六大会议指出前一阶段的暴动政策表现出了一种盲动主义倾向。
可是，这些对中国政治、经济、地理、人文毫无了解的苏联人，很难了解中国革命正在呈现的特点，比如，各地发展不平衡、农村武装割据以及工农红军。
苏联人一方面反对盲动，一方面却继续坚持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
工人领袖向忠发的上台显得极其格格不入，向忠发不能不依靠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进行组织宣传工作。
可是，李立三的盲动主义倾向甚至比瞿秋白还要强。
李立三不仅力主在全国发动总暴动，而且声称中国革命必定引发列强干涉，苏联必须出兵中国东北，以推动世界革命的总决战。
疯子啊！
李立三停止了党团工会等一切组织活动，组成了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准备组织全国总暴动。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远东局代表都受不了了，表示了坚决反对。
向忠发却力挺李立三，与远东局代表大吵大闹，并且上书斯大林，要求斯大林出面支持。
自己选出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却和自己的代表不合，这种情况使斯大林极为尴尬，他虽然批判了李立三，但实际却再也不相信中国土生土长的工人干部了。
莫斯科把目光落在了28个半布尔什维克身上了，苏联决定指定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中国留苏学生来充当中共和青年团的最高领导人。
苏联相信，最有经验和最正确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2、留苏学生
还在1921年，苏联就开始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中挑选人员去苏联留学。
最早一批是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彭述之、卜士奇等，他们被选派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东方大学。
1923年，进入东方大学的，有刘伯坚、朱德、任卓宣、王若飞、赵世炎、熊雄、穆青、傅烈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等人。
1924年，进入东方大学的，有李富春、傅钟、李卓然、邓小平等。
1925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前前后后来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达2000人之多。
有名的一批学生有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凯丰、夏曦、杨尚昆、陈昌浩、李竹声、盛忠亮、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孙冶芳等。
大革命失败后，莫斯科又通过各种方式组织了一批国内的共产党人来到苏联，这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吴亮平等。
这期间在苏联专门学习军事的学生数量也相当多，著名的有刘伯承、王一飞、聂荣臻、傅钟、朱瑞、伍修权、左权、师哲、周保中等。
有如此之多的留苏学生存在，莫斯科要挑选一群百分之百的服从指挥的干部来担任党的领导人，显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于是，我党的干部队伍从最初的工人化，迅速开始向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化转变。
六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一大批刚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被推上了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的领导岗位。
从此，苏联的利益和莫斯科的意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内衡量一切的最基本的标准。
毛泽东，那成了另一个故事了。
3、中东路事件，保卫苏联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奉系大举回撤。对张作霖始终坚持问鼎北京而拒绝满洲独立不满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于1928年6月4日炸死了返回奉天沈阳途中的张作霖。
子承父位的张学良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最终于1928年年底大胆实行了东北易帜，使东北地区从此真正统一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
1929年，借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尝试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实施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张学良没有胆量跟日本人要南满铁路和旅顺港，而是选择了先向北满的苏联人动手。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借口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从事共产主义秘密宣传活动，突然派军警搜查，拘捕了大批人员。
1929年7月10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宣布，因苏联违反奉俄协定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张学良派出军警查封了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派白俄接收机务处车务处，逮捕驱逐了管理人员200余人，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正、副局长。
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全面绝交。
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等地领事馆撤离回国。
苏联成立了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统辖远东地区所有武装力量，以加伦为统帅，开始对东北武力威胁，拘留了中国侨商上千人，扣留了中国轮船多艘，并派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等。
张学良怂了，他对苏联动武毫无准备，转而力谋妥协。
可南京政府坚决反对退让。
蒋介石公开发表宣言：
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
终于，在打了三个月口水战后，1929年10月12日，同江战役爆发。
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骑兵800人、步兵3000人，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进攻。
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700余人。
苏军随后很快后撤，南京国民政府坚信苏联短期内不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因此依旧不做妥协。
于是，从1929年11月17日开始，苏军分东西两路再度大举进攻。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
东路打下了密山县，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
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阵亡。梁忠甲旅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上万人。
东北边防军两度失败，损失惨重，张学良不顾南京方面的反对，单独与苏联订立了城下之盟。
中东路事件，本是中方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不仅损兵折将，国家颜面丢失，更是严重暴露了东北军的真正实力，以及国际社会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可能干预的程度。
这，为两年后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提供了重要的可行性分析。
在中东路事件上，可惜地，中国共产党是支持苏联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
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在1929年8月1日反帝日举行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
由于中东路事件最终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因此，我党的武装保卫苏联只是停留在了个别示威游行以及宣传口号上，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4、陈独秀被开除
陈独秀专门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
陈独秀强调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可是，陈独秀这样的言论，在这个时刻，只能被视为大逆不道。
鉴于陈独秀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做出正式决议，宣布将陈独秀开除出党。
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
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
中共中央提出，只有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才认为苏联与奉天的和平交涉，已经减轻了进攻苏联的危险。党必须更要加紧发动群众斗争走上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中共中央之所以会在中东路事件上采取拥护苏联的态度，根本上在于当时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观念。
这就是，坚信当今的世界是以阶级来划分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祖国，因而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大本营。
保卫苏联，也就是保卫中国革命。
5、苏维埃革命
这个时期的苏联，不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也是各国革命的楷模。
不仅各国的党要按照联共布党的形式来组织，就连各国革命也要按照俄国革命的形式，称为苏维埃革命。
苏维埃，俄国名词，意思是“会议”。
苏维埃成为特有名词，是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
在革命胜利后，苏联人用苏维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
把苏维埃应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最早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彭湃将那里的政权以苏维埃来相称。
而真正让共产党人相信中国的苏维埃革命阶段已经到来的，是1927年底的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的第二天，1927年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了。
广州苏维埃政府是完全按照苏联模式组成的。苏兆征为政府主席（人未到，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黄平为人民内务外交委员，杨殷为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周文雍为人民劳动委员，彭湃为人民土地委员，陈郁为人民司法委员，何来为人民经济委员，张太雷为人民海陆军委员等。
1930年初，鉴于各地农村苏维埃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而中共中央对此不予重视，李立三坚定地认为，苏维埃必须建立在对全国有很大意义的区域里，至少也要建立在比如湖北沙市、宜昌那样大小的城市之中，而不能建立在农村里面。
1930年7月10日，共产国际做出了明确指示，提出不仅要把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列为目前党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且这个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应当直接建立在苏区里面。
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只是加速了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暴动，以夺取中心城市的时间表而已。
193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
1930年8月14日，中央总行委发出时局宣言，宣称革命的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号召人民群众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
中共中央指示红五军反攻长沙，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指示红二、六军进攻沙市、宜昌，必要时可直取汉阳；指示红一军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指示红三、四军拿下南昌并九江，会合红八军进逼武汉。
斯大林很快做出了反应。
斯大林愤怒地骂中共中央此举是胡闹。
1930年8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决定，直接否定了中共中央的盲动计划。
电报称，中国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了阐释，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式将区别于俄国革命，将不是像俄国革命那样，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
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根本上扭转了中共中央以往对苏维埃革命中工人阶级成分和中心城市作用的迷信态度。
1931年2月起，超过60%的干部和工人骨干被分派到各个农村根据地去了，苏区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苏区首府瑞金宣告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旨在取代中华民国，并以中华民国的领土为领土。
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自此，以苏维埃为特征的政权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持续起来了。
